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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亚体育官方入口中国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家庭教养方式比较:城市社会流动与阶层分化
浏览: 发布日期:2022-01-08

  博亚体育官方入口中国城市家庭的教养方式在中产阶层与工人阶层之间已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前者倾向于协作型教养方式,后者则倾向于自然成长型教养方式。然而,社会流动可以突破这种阶层化的教养方式。出身于工人阶层家庭并向上流动至中产阶层的家长更倾向于采用中产阶层的教养方式;而出身于中产阶层家庭并经历了向下流动的家长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出身阶层的教养方式。由此可见,社会流动对教养方式的非对称性效应并不支持中国社会阶层趋于固化、壁垒日益森严的论断。

  近年来,中国社会各阶层间是否已形成壁垒并阻碍代际流动的问题不但广受社会关注,也引发了学者的大量探讨。社会热议寒门是否仍能出贵子;一些70后、80后家长对子女能否赢在起跑线充满焦虑,为了子女教育,不惜倾尽几代人的财产积累购置学区房。教养方式是文化资本身体化的一种途径,是家长向子女传递与学校或社会相适应的知识、策略、习惯和风格(Lareau, 2002; Farkas et al., 1990)。它隐蔽于日常生活之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子女。教养方式在代际流动中构筑了一道“无形”的墙,促进优势家庭的优势传递,增强代际再生产,进而稳定阶层壁垒。

  国内已有从教养方式角度探讨阶层壁垒形成的相关研究(陈欣怡、刘欣,2013;洪岩璧、赵延东,2014;侯利明,2015;吴莹、张艳宁,2016;钟瑜婷,2012),但对教养方式的界定相对单一,且鲜有将教养方式和社会流动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的研究。本文认为,考察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和流动方向对教养方式的影响,恰恰揭示了代际阶层地位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教养方式,流动经历可否改变教养方式,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流动的后果和中国阶层壁垒的现状。

  本文使用2010年度的上海家庭调查,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城市家庭的教养方式是否已经出现阶层分化。第二,社会流动可否削弱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对教养方式的影响。分析结果发现,尽管中国城市家庭的教养方式已出现显著的阶层分化,但社会流动可改变教养方式,影响呈非对称性:向上流动可消除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对教养方式的影响,向下流动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出身家庭的教养方式。这些发现并不支持中国社会阶层趋于固化、壁垒日益森严的论断。

  家庭教养指的是家长为了帮助子女与他人沟通、适应社会环境,而向子女传递的一系列的知识、策略、习惯和风格(Lareau, 2002)。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拉鲁(2010)提出“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和“自然成长” (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两种基本的教养方式。前者强调理性沟通,在与孩子的交往中注重以理服人;注重孩子社交能力、语言能力、自我解决问题等能力的系统性培养,对孩子的课外活动采取系统性的规划和组织。而后者强调孩子的成长应顺其自然,与孩子交往中采用命令型口吻,并不特意给孩子组织课外活动,把大部分教育孩子的责任交给学校。

  教养方式是文化资本身体化的一种途径,是一种惯习(Bourdieu,1984;拉鲁,2010)。教养方式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流露,与家庭氛围密切相关。子女所受的教养方式影响他们与学校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互动方式,进而影响学业表现。协作型教养方式使得孩子形成一种权力感(sense of entitlement),善于捍卫自己的利益,在与教师及其他的沟通中更为自信(Calarco, 2011, 2014)。自然成长型教养方式使得孩子形成一种局促感(sense of constraints),习惯服从指令,对教师和学校感到疏离或心生畏惧。

  上述两种教养方式,可以从养育观、亲子关系、能力培养三个维度来进一步界定(请见表1)。首先,从养育观来看,协作型强调家长对孩子的成长负责,常常为权威型家长;而自然成长型大多仅满足孩子的物质性需求,常常为型或忽视型家长(Gerris et al.,1997; Pong et al.,2010; Wills, 1981)。其次,从亲子关系来看,协作型强调与孩子的沟通,与孩子互动频率高,亲子关系亲密;而自然成长型则在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采用命令型口吻,与孩子缺乏互动,亲子关系疏远(Lareau, 2002)。最后,从能力培养来看,协作型强调对孩子综合素质等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对孩子的课外活动进行系统性的投入;而自然成长型则更注重孩子的认知能力,不太强调对综合素质的培养,对孩子的课外活动缺乏系统性的组织和投入,即使投入,也以认知能力的培养为主(Bennett et al.,2012)。

  文化资本是阶层地位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教养方式作为文化资本的传递途径就会带有阶层属性,也就是说,教养方式是阶层化的。中产阶层更倾向于采用协作型的教养方式,工人阶层更倾向于采用自然成长型的教养方式。这在养育观、亲子关系和能力培养三个维度均有所体现。

  就养育观而言,中产阶层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使得他们更容易吸收儿童发展心理学所提倡的养育观,承认孩子的独立性,注意与孩子建立情感联系,将孩子的成长视为家长的核心责任,将教育孩子视为自身发展的一部分(Gerris et al.,1997);而工人阶层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使得他们对新兴的养育观理解不足,对子女教养有一定的无力感(蓝佩嘉,2014),相对注意孩子的物质需求,或者任由孩子自由发展,或者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来形塑孩子的发展(Willis,1981)。

  从亲子关系来看,中产阶层所处的职场环境更具有创造性,强调自我管理,要求同事之间相互协作和理性沟通,因而他们更强调亲子互动,亲子关系更加亲密;而工人阶层的工作环境等级明确,结构性强,工作强调常规性,要求他们服从命令和安排,因而他们在与子女互动时也往往采用指令性的单向互动,亲子关系相对疏远(Kohn, 1963;Ellis et al., 1978)。

  最后,从能力培养来说,中产阶层更熟悉白领职场成功所需的品质,进而更重视子女综合素质的培养(Friedman, 2013);而工人阶层对白领职场的理解相对有限,他们更希望通过学业成就让子女实现向上流动,进而重视子女的学业表现,而非综合素质的培养(蓝佩嘉,2014)。

  家长对子女的教养方式除了与家长的阶层地位有关,还可能受到家长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和社会流动经历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西方学者从布迪厄的阶层轨迹理论出发(Bourdieu, 1980, 1984),强调教养方式的阶层继承性,认为出身家庭中形成的阶层惯习对教养方式起决定作用,社会流动难以对此加以改变。然而,本文从索罗金、李普塞特等人的社会流动理论出发(Lipset & Bendix, 1991/1959; Sorokin, 1959),认为教养方式的形成是一个既有阶层继承性又有理性选择的过程。流动经历会提高家长对教养方式的理性选择,而流动方向会影响家长对出身家庭的教养方式的评判,这使得教养方式的阶层继承呈现非对称性的特点。

  布迪厄的阶层轨迹理论认为,不同阶层的惯习主要来源于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的差异,难以通过社会流动而完全消除。出身阶层形塑个人的语言和文化取向,建立个人对出身阶层惯习的熟悉程度。尽管惯习的形成是个动态过程,受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但已有的惯习会影响个人对这些经历的解读,与已有惯习相契合的阶层经历更容易被接受和吸纳(Bourdieu, 1980, 1984)。因此,即便是属于相同阶层的,如果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不同,所形成的惯习也不同,很大程度上保有出身家庭的阶层惯习的痕迹。

  一些西方学者基于布迪厄的阶层轨迹理论,认为教养方式形成的主要机制是阶层继承性。拉鲁的研究尽管没有直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但她也认为,出身家庭中所受的教养方式为“儿童及以后的提供了一种感知,让他们感觉到什么对于自己是舒服自然的”(拉鲁,2010:272)。这种“舒服自然的”方式使得家长在形成自己的教养方式时潜移默化地受到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的影响,将出身家庭的阶层惯习在对下一代的教养方式中加以传递。一些基于欧美社会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家长在孩子的能力培养上具有阶层内部异质性,主要来源于家长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Irwin & Elley, 2011; Roska & Potter, 2011; Streib, 2013)。相较于出身于中产家庭并继承了中产阶层地位的家长,出身于工人家庭并经历了向上流动的家长不太强调课外活动的重要性。向上流动的家长强调自己在出身家庭中所受的教养方式,并以此为依据对主流中产阶层的教养方式进行批评(Streib, 2013)。

  教养方式的阶层继承性对理解中国城市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化无疑具有启发意义。然而,改革时期的中国社会阶层流动频繁(李路路、朱斌, 2015),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大规模调整,使得家长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幼时环境有很大的差异。这可能会削弱出身家庭的教养方式的合法性,对教养方式的阶层继承形成挑战。中国当代家长在描述自己的教养方式时,往往采取“世代断裂”的叙事风格,强调自己幼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他们子女所处的环境有极大的差别,并以此为依据对自己在出身家庭中所受的教养进行批评和选择(杨张韫宇、田丰,2017)。因此,本文认为,在改革时期的中国社会,教养方式的形成不完全是阶层继承性造成的,也有理性选择的成分。家长有可能会承袭出身阶层的教养方式,也有可能与其偏离。

  家长的教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会偏离出身家庭的阶层惯习,与家长的流动经历有关。社会流动不仅是个人在阶层位置之间的结构性移动,也会增加个人对阶层惯习的理性思考(Sorokin, 1959)。对于继承了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的家长来说,他们的阶层经历具有一贯性,使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进一步得到强化。而对于拥有流动经历的家长来说,跨阶层的经历使得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对不同的行为和态度持更开放的态度;跨阶层的经历也意味着这些家长需努力适应新的阶层环境,让他们更相信个人努力的重要性,进而增进其对出身家庭的教养方式的理性思考。

  进一步来说,流动方向会影响家长对出身家庭的阶层认同,进而影响他们对出身家庭的教养方式的评判。李普塞特(Lipset & Bendix, 1991/1959)的非对称性假设认为,阶层流动的起点、终点对本人阶层地位的认同是不对称的,表现出“就高不就低”的特点。向上流动的家长更加认同现在的阶层地位,更加乐意接受和学习与现在阶层地位相关的阶层惯习;而向下流动的家长则更加认同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拒绝接受与现在阶层地位相关的阶层惯习,以期在子女身上重新实现向上流动(Abramson & Books, 1971)。

  根据李普塞特的非对称性假设,本文认为,教养方式的阶层继承性根据流动方向而变化,呈现非对称性的特点。向上流动的家长更认同现在的阶层地位,更有可能对出身家庭的阶层惯习进行负面评价,有意识地偏离出身家庭的教养方式;他们也会将职场所积累的文化资本或专业技能作为教养方式的新的来源,模仿和学习目前所在阶层地位的教养方式(蓝佩嘉,2014)。然而,向下流动的家长由于期望在子女身上重新实现向上流动,会强化出身阶层的阶层惯习(Chuang & Lin, 2017),现在的阶层经历对教养方式的影响(Roska & Potter, 2011)。因此,不论是经历了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的家长,其教养方式都更接近较高阶层的教养方式。据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2:出身于工人阶层家庭并经历了向上流动的家长,与出身于中产阶层家庭并继承了中产阶层地位的家长在教养方式上相似,但与出身于工人阶层家庭并继承了工人阶层地位的家长的教养方式不同。

  假设3:出身于中产阶层家庭并经历了向下流动的家长,与出身于中产阶层家庭并继承了中产阶层地位的家长在教养方式上相似,均与出身于工人阶层家庭并继承了工人阶层地位的家长的教养方式不同。

  本文利用2010年上海家庭调查(SHFS2010)来考察教养方式的阶层化以及社会流动对教养方式的影响。SHFS2010来自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刘欣教授主持的“上海家庭研究”项目的调查资料。该调查采用多阶段PPS抽样方案,对上海市外环以内的所有中国居民进行地址抽样,以各抽样单位下辖户数为辅助抽样信息进行加权,并在访员入户后进行Kish表户内随机抽样。样本在家庭户层次上自加权,调查回收1181份成功问卷。本文将样本限定为生育过子女的被访者,其年龄范围为22-66岁。剔除重要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有效样本量分别为亲子关系样本803人和能力培养样本756人。

  亲子关系。SHFS2010要求被访者回答问题:“您与子女的关系是否亲密?”问题选项从“很生疏”到“很亲密”,依次赋值为1到7。得分越高,亲子关系越亲密,越符合协作型的亲子关系;得分越低则亲子关系越不亲密,越接近自然成长型的亲子关系。

  能力培养。SHFS2010中询问了9个关于能力培养方面的问题,问题的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为7个等级(请见表2)。因子分析得出了三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与“小孩可以多作新尝试,不必怕犯错”、“小孩要有信心,表达与人不同的意见”以及“小孩对不喜欢的人也应该有礼貌”等问题密切相关,反映了被访者对培养子女自主性的注重,本文将其命名为“自主性”因子;第二个因子与“允许小孩发脾气来表达不满”和“小孩可以哭,以此来表达感受”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反映了被访者对培养子女情绪表达的重视,本文将其命名为“情绪表达”因子;第三个因子与“孩子不可以与父母顶嘴”、“孝顺比成绩好更重要”、“培养小孩的想象力比成绩重要”和“培养小孩的想象力比体育能力重要”等四个问题密切相关,反映了被访者对培养子女综合素质而非成绩的重视,本文将其命名为“综合素质”因子。这三个因子均反映了家长在子女能力培养中对非认知能力的重视。总体来说,这些因子得分越高,表示父母越注重培养孩子自主性、情绪表达和综合素质,即越符合协作型的能力培养方式;反之,则表示父母对这些方面越不重视,越接近自然成长型的能力培养方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职业阶层和社会流动。职业阶层指家长目前的职业地位,依照洪岩璧和赵延东(2014)的分类方式,分为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两大类,其中工人阶层包括、销售人员、技术及非技术工人,中产阶层包括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社会流动定义为家长与其父亲所在的阶层差异,分为四种流动模式,包括工人不流动(家长为工人阶层,其父为工人阶层)、向下流动(家长为工人阶层,其父为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家长为中产阶层,其父为工人阶层)和中产不流动(家长为中产阶层,其父为中产阶层)。

  本研究加入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是否养育独生子女、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高中及同等学历、大专及以上)以及是否为上海户口。

  表4报告了教养方式在亲子关系和能力培养两个维度上的阶层分化。从亲子关系来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中产阶层的家长比工人阶层的家长与孩子的亲密度高46%(=e0.380),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中产阶层的家长比工人阶层的家长与子女更加亲密,更符合协作型的亲子关系。假设1b得到支持。

  从能力培养来看,中产阶层的家长与工人阶层的家长在情绪表达和综合素质培养上有显著差异。中产阶层的家长在情绪表达和综合素质上的得分比工人阶层的家长分别高0.252分和0.171分,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中产阶层的家长和工人阶层的家长在能力培养上有显著的阶层差异,前者比后者更重视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更符合协作型的能力培养方式。假设1c得到支持。

  对子女的自主性培养并未发现显著的阶层差异。这一点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也得到了佐证。基于美国亚裔家长的研究发现,相较于欧洲裔的家长,亚裔家长的教养理念更为,强调孩子的服从而不注重沟通,较少与孩子分享决策过程(Chao, 2001; Kao, 2004)。

  表5报告了流动经历对教养方式的影响。其中,模型1和模型2报告了流动经历对亲子关系的影响,模型3至模型8报告了流动经历对能力培养的影响。两个不流动的阶层之间的比较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假设1b和1c。除自主性的培养之外,中产不流动的家长在亲子关系、情绪表达培养和综合素质培养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工人不流动的家长。这进一步说明了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

  向上流动的家长在亲子关系和能力培养这两个维度上与中产不流动的家长更为相似,而与工人不流动的家长显著不同。向上流动的家长的亲子亲密程度比工人不流动的家长高出50%,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1)。虽然加入控制变量后系数不再显著,但依然为正向。这说明向上流动家长的亲子关系更加靠近中产不流动的家长而非工人不流动的家长,为假设4提供了更多支持。从能力培养上来看,向上流动的家长在情绪表达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上的得分比工人不流动的家长分别高出0.42分和0.13分,且均具有统计显著性(p0.5),说明向上流动的家长在对子女的能力培养上更加接近于中产不流动的家长,显著区别于工人不流动的家长。他们的教养方式并不是承袭于出身家庭的阶层惯习,而是更加接近其当前所处阶层的惯习。假设2得到支持。

  对于经历了向下流动的家长来说,他们的教养方式却并非像假设3认为的那样仅仅是阶层继承的结果。他们的教养方式可以说是处于两个阶层之间。他们的亲子关系既不显著区别于工人不流动的家长,也不显著区别于中产不流动的家长(p=0.9);他们对能力培养的看法既不显著区别于工人不流动的家长,也不显著区别于中产不流动的家长。这说明向下流动的家长的教养方式仅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出身家庭的阶层惯习,假设3并未完全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向上流动家长的亲子关系和能力培养与中产不流动的家长相似,而与工人不流动的家长显著不同。这说明向上流动的家长可摆脱出身家庭的阶层惯习对教养方式的影响,后天习得现在阶层地位的教养方式。而向下流动的家长的教养方式处于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和现在阶层地位之间,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出身家庭的优势。

  在考察社会流动对教养方式的影响时,需假设教养方式在年代之间稳定存在,或者尽管教养方式发生变化,但阶层差异保持不变。自近代以来,中国家庭的教养方式逐步从“学做人”的严酷管教向以儿童发展心理学所推崇的“以孩子为中心”的教养理念转变,从灌输式管教转变为对早期教育、情感沟通和兴趣培养的强调(熊秉线)。例如,在亲子关系上,传统中国的亲子关系强调尊卑,如打手心、罚跪等体罚方式被视为合理的训子手段(林文瑛、王震武,1995)。但当代中国家长倾向于将体罚视为一种错误和不负责任,亲子关系逐渐由尊卑关系向类平辈转变,更加重视与子女的沟通,较少使用指令性词语,亲子关系更为密切(Chen et.al., 2000; Xu et al., 2005; Wu et al., 2002)。

  由于数据并未收集家长的父辈的教养方式,无法直接检验教养方式的年代稳定性。因此,本文采取间接检验的方式,比较家长的教养方式在改革前后的差异。由于20岁左右是个人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之一(Arnett, 2000),笔者以1970年出生的家长为界,比较70前家长与70后家长的教养方式是否存在差异(请见表6)。

  表6的结果显示,70后家长与70前家长对能力培养的看法(包括自主性、情绪表达、综合素质)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亲子关系上,70后家长明显比70前家长更加亲密。将样本进一步区分为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两个子样本分别分析,表明亲子关系的世代差异只存在于中产阶层家长中。因此,教养方式在能力培养上的年代稳定性较好,但在亲子关系上有所变化;中产阶层的亲子关系变得更加亲密,而工人阶层的亲子关系相对不变,这使得亲子关系的阶层差异随年代而增加,提高了向上流动的家长后天习得中产阶层的亲子关系的难度。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表5的模型2中,向上流动的家长在亲子关系上与中产不流动家长仍然存在差异。

  本文考察了中国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化和社会流动对教养方式形成的影响。教养方式是代际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其阶层化会增加代际流动的难度,进而稳定阶层壁垒;但若教养方式的形成并非完全受出身家庭阶层地位的影响,可以通过社会流动改变,则可帮助向上流动的家长将自己努力得来的优势传递给子女,弱化阶层壁垒。本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城市家庭的教养方式已出现显著的阶层差异,中产阶层的家长多秉承协作型的教养方式,而工人阶层的家长则多秉承自然成长型的教养方式。与工人阶层的家长相比,中产阶层的家长更注重对孩子情绪表达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亲子关系更亲密。第二,对向上流动的家长来说,其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主要受目前阶层地位而非其出身阶层的影响。向上流动的家长与继承了中产阶层地位的家长的子女教养方式相似,而与继承了工人阶层地位的家长的教养方式不同。第三,对向下流动的家长而言,他们的子女教养方式处于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出身阶层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向下流动的家长尽管试图保持出身家庭的教养方式,但由于后天环境的限制,难以真正做到。

  这一研究发现对我们理解中国社会阶层壁垒的现状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经历了向上流动的家长的教养方式主要源于现在的阶层地位,而非其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这意味着他们不但实现了自身的向上流动,还有可能将这种优势传递给子代。相反,发生了向下流动的家长尽管自身经历了向下流动,但仍保持着一定的出身家庭的阶层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将其传递给子代。这一发现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经历的是一种持续性的而非暂时性的代际流动。实现了流动的个人会将其获得的优势进一步传递给子代,这一特征将导致社会阶层结构的动态变化。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很难认同中国的阶层结构正在趋于固化、阶层壁垒日益森严的结论(孙立平, 2002, 2008)。

  本文关于教养方式阶层化的结果与洪岩璧、赵延东(2014)形成有趣的对照。尽管这两个研究都认为中国社会尚未出现阶层固化,但他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养育观尚未出现阶层分化,而本研究则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亲子关系和能力培养上均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差异。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教养方式测量上的差异。洪岩璧、赵延东(2014)主要从养育观上测量,用“和孩子有关的事,无论大小都要和孩子商量下”这个问题来测量家长的教养理念多大程度上是权威型的家长。而本研究则从亲子关系和能力培养进行测量,关注家长与子女的关系及是否注重对孩子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其实,两个研究的发现也有一定共通之处。他们的研究发现处于中产阶层的家长反而更加不愿意与孩子沟通和共同决策,本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家长对自主性的培养不具有阶层差异。

  这两个发现都说明中国家长在养育观上相对不具备阶层差异,更倾向于型而非权威型。庞雪玲(Pong et al., 2010)的跨文化研究也发现,在高学历的家长中,美国的亚裔家长与的家长的养育观更为相似,相对于美国的欧裔家长,他们较少与孩子共同决策。

  中国家长养育观中的性常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被看作是儒家文化的延伸。中国的士大夫家庭视教养孩子为传递儒家文化中“五伦”和孝道的重要途径,育儿即教孩子“学做人”,使其符合儒家文化的规范,以期其光宗耀祖、延续香火,因而在育儿过程中强调地位尊卑,尤其是父子的不对等关系和子女对家长的服从(熊秉线)。但这种管教式育儿正在弱化,逐步向“爱的教育”转变,强调以孩子为中心,对孩子的发展进行密集性的时间、金钱和情感投入(陶艳兰,2018;杨可,2018)。本文稳健性检验结果也显示,中产阶层的亲子关系的亲密程度随世代而上升。进一步研究可以通过涵盖教养方式三个维度的测量来更全面地考察中国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化程度及其世代变化。

  本研究强调成年职业环境对教养方式的影响,但并非否定其他环境对教养方式的形塑作用。学校和婚姻对教养方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学校本身所传递的制度和文化形塑和影响学生的价值观、语言习惯等惯习(Jack, 2014; Khan, 2010; Horvat & Davis, 2011),进而影响这些学生为人父母后的教养方式。同时,教育是影响工作匹配和阶层流动的重要机制,也对教养方式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些在本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重视孩子的自主性和情绪表达方面的培养,亲子关系也更亲密,互动更频繁。在模型中加入阶层流动之后,教育对教养方式的影响有所下降,这说明教育对教养方式的一部分影响通过教育对阶层流动的积极作用来体现。在中国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对阶层流动的影响可能会因文凭性质、学校等级、所学专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而有必要从高等教育内部的异质性来考虑教育对教养方式的影响。本研究受样本量所限,无法再对高等教育做进一步的区分,有待之后获取新的数据来进一步研究。

  婚姻也对教养方式存在重要影响。首先,婚姻状态会影响家长的教养方式。处于离异或单亲家庭的家长由于经济和时间等方面的限制,难以满足孩子的经济需求,与孩子相处的时间相对较少,对孩子的发展也关注较少(Berger & McLanahan, 2015; McLanahan & Percheski, 2008)。其次,配偶的阶层背景也影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尤其是母亲的教育背景和阶层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子女课外活动参与、认知能力发展和健康水平(Murnane, 1981; Chen Potter & Roska, 2013)。最后,婚姻关系也会对教养方式产生影响。夫妻关系越紧密,婚姻质量越高,与孩子越亲密,越少对孩子进行体罚,越能促进孩子的认知能力的发展(Berger & McLanahan,2015)。因样本量所限,本研究尚未考察婚姻对教养方式的影响,有待之后进一步研究。

  本文也存在其他的不足之处。第一,SHFS2010是基于上海市的代表性数据,并不能反映全国的情况。但上海作为全国人口最多和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其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对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运用全国性的调查数据来得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结论。第二,由于数据的原因,本文无法对养育观进行分析,建议之后的数据收集工作可以从教养方式的三个维度进行量表和问题的设计,更加全面地检验教养方式的阶层化程度。第三,本文通过世代差异来检验教养方式的年代稳定性,但这仅是一个间接检验,建议今后数据同时收集家长及家长的教养方式,以对教养方式的年代稳定性进行直接检验。